一、壁画作为非遗活化载体的独特价值
“非遗保护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既需要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深刻理解文化内涵、社区生态，又需要从教育学视角对其知识传递、技能习得、价值建构进行系统性设计。”［2］在非遗保护与传承面临多重困境的背景下，如何突破“博物馆式”静态封存的保护模式，推动非遗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活化传承，使其深度融入当代社会生活，已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
壁画作为人类最具原始性与古老性的艺术形态之一，其本身即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深厚的文化价值。中国传统壁画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中国乃至世界艺术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在记录历史、展示艺术魅力、传播文化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3］同时，壁画能直接反映出不同时代的精神气质与风貌。
在当代语境下，壁画作为一种在公共空间中创作（89页完，下接90页）并与公众发生互动的艺术形式，其本质特性在于其公共性。壁画是一门直接面对社会公众的艺术，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性和民族审美精神。［4］壁画以大尺幅的视觉冲击力以及公共场域特有的硬性输出和持久生命力，成为城市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艺术的属性使其不同于美术馆的特定空间展陈方式，更为直接地面向广大公众，实现文化的广泛传播与社会对话。它也不同于传统架上绘画以个人审美和意趣表达为主，其进入社会生活的广阔场域，成为传播城市文化、反映场域精神和延续历史记忆的视觉载体。这也使得壁画创作者需要更多地考虑普遍性与特殊性、熟悉与新奇、个性与共性的多维关系，以实现当代壁画的社会功能。
“当下，壁画的功能及属性发生了重大转变，民俗信仰与宗教崇拜不再仅仅依赖壁画图像的传播方式；物质的极大丰富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又使得壁画艺术更多转向了公共环境装饰领域”［5］，这也体现了壁画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美化空间的功能。在创作壁画作品时要考虑在地性，使其能与建筑融为一体或形成内在的呼应联系，提升公共空间的审美品质，塑造出独特的场域精神。其次，文化传播与美育功能。壁画以直观的视觉语言，能够向公众生动讲述历史故事、民俗风情和价值观念，可以起到“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作用。再次，身份认同功能。具有地域文化特色和承载共同记忆的壁画，能够激发在地居民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成为凝聚人心的文化符号。最后，反思与批判功能。当代艺术常带有对社会的反思与批判，当代壁画也不例外，常常介入社会议题，通过艺术表达引发公众的思考与讨论，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
非遗可以为壁画创作提供从内容题材、构图形式到叙事逻辑等多维度丰富的创作灵感，能够极大地拓展壁画的叙事维度与美学深度。当代壁画与非遗的融合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实践，能够吸引公众参与，激发观者的文化自豪感。因此，壁画不仅是非遗的展示平台，更是非遗在当代社会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媒介。将非遗植入当代壁画，正是充分利用了壁画的公共艺术属性和社会性功能，使非遗不再是遥不可及的“遗产”，而是融入当代日常生活、可感可知的“活态”文化，实现从静态保护到动态传承、从文化符号到生活美学、从历史遗产到创新资源的转化，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运作体系。这一机制的核心内涵在于“活”，即强调非遗的生命力、适应性和创造性，而非简单的复制或陈列。
二、非遗与当代壁画的融合路径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非遗保护与传承正经历从静态记录到动态活化的深刻变革。剪纸、刺绣、漆线雕、螺钿镶嵌等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当代壁画的融合不仅是艺术形式的创新，更是文化生命力在公共空间中的重塑与延续。这种融合并非对各种元素的简单拼凑，而是在主题、艺术风格、材料和技法等多个维度上进行的深层次对话，通过解构后的再融合，从而构建出一个经过创意转化的全新面貌。“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语境下，非遗只有通过创意转化才能消除地方性和历史性的局限，从地方性审美经验上升为可共享的当代审美文化。”［6］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维度探索非遗与当代壁画之间的融合路径。
首先，直接将主题内容融入其中是将非遗与壁画相结合的最直观且最普遍的融合路径。传统手工艺类非遗蕴含着丰富的叙述主题，这些主题源于民间传说和民间生活，并体现特定群体的集体记忆、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将此类叙述主题融入当代壁画创作是重振非遗的有效途径之一。
例如，黄山、黄怡慧、黄丹共同创作的壁画作品《民美精华》长16米、高3.7米，以桃源刺绣和桃源木雕为核心表现主题，并选取《和气致祥》《群仙祝寿》《麻姑祝寿》《福禄寿禧》等经典题材展开创作；在画面的视觉表达上，以桃园木雕为外框架原型并融入桃园刺绣而形成“框中画”的展示形式；在制作过程中，桃园木雕通过单色石材浮雕来表现，而桃园刺绣则是通过玻璃马赛克镶嵌方式完成，借助马赛克镶嵌工艺的耐久性和玻璃在阳光下闪烁产生的独有视觉张力，不仅创新并丰富了当代壁画的艺术语言，还推动了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它保留了桃园刺绣和桃源木雕的核心艺术特色，拓展了非遗的传播维度，并为非遗的可视化和公众化传承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实践模式。
其次，将非遗中的民俗符号转化为当代壁画创作主题，是融合路径中更具挑战性的方式。诸如剪纸中的“福”字图案以及其他窗花图案、刺绣中的动植物图案等文化符号，往往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与地域文化特色，然而要将其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共艺术（90页完，下接91页）主题，须经“去语境化”与“再语境化”的转换过程。壁画创作者需对这些符号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并从符号学角度加以分析，以准确把握其文化内涵、历史演变及社会功能，继而在壁画创作阶段将这些符号从原本特定的民间场景中提取出来，保留其核心形式特征与文化内核，再融入新壁画的创作语境中。
以蒋民民为北京地铁6号线五路居站创作的壁画《祥时风雨》为例，该作品以“风调雨顺，福泽万民”的传统美好寓意为核心立意，构图采用中国传统四条屏形制，以梅、兰、竹、菊铺陈背景并借助剪纸造型手法串联荷花、娃娃等吉祥符号；色彩表达上，以红色、金色、白色为主色调；造型手法则融合中国画线条与装饰艺术之平面处理，既保留传统图案之形式美，又通过简化与提炼以适应公共空间远距离观赏之需求，实现艺术性与功能性之平衡。作品对民俗符号的选择，以“风雨适时”的吉祥隐喻传递对城市交通顺畅、社会和谐的美好期待，完成了传统吉祥文化在当代语境下的融合与转译。
再次，艺术风格的借鉴是非遗与壁画相结合的一种更具创造性的路径，其重点不仅在于“表达内容”，还在于“表达方式”。通过深入分析非遗的独特形式语言，比如剪纸艺术中“正负形”的对比以及刺绣中的针法和刺绣方法，并进行抽象和象征性的艺术处理，将其转化为壁画创作所需的构成、形式、色彩和质地语言，从而将传统非遗的美学精神转化为当代壁画视觉语言。这个过程是技术与艺术的对话，最终目标是构建一种源于传统、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当代壁画视觉形式。这种风格上的借鉴要求壁画创作者不仅要理解非遗的“形”，还要把握其“神”，即核心的流程逻辑。以剪纸艺术为例，其“剪”和“刻”技术的本质可以被解读为在平面材料上进行“减法造型”的艺术理念，而这一理念可以应用于金属板、木板和亚克力板等材料的雕刻和切割创作中。
以笔者创作的壁画作品《非遗传承·守正创新》为例，作品通过深度解析传统非遗——鄂州雕花剪纸的独特风格完成创作。鄂州雕花剪纸作为南方剪纸的典型代表，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质与民俗底蕴，以刀刻为主、剪刻并用，借助斜刀、平刀等多元工具实现精细镂刻，形成独特的镂空肌理。“鄂州雕花剪纸作为活态文化资本，其再生产呈现物质与精神双重属性：既需维系雕花剪纸技艺的物质生产循环，又需实现文化意义的符号再生产。”［7］《非遗传承·守正创新》在画面的整体节奏把控上，更注意疏密有致的安排，使画面均衡且丰满，同时通过刀法体现虚实对比、线面结合的构图方式，增强画面韵律感和视觉张力，采取壁画创作中常见的多维叙事手法，进行画中画处理，体现雕花剪纸镂空叠透的构图审美。造型处理上，以夸张、象征、谐音取意为核心手法，兼具“粗中有细、细中见拙”的质朴的审美张力。画面内容上，把尊盘等重点文物、黄鹤楼和江汉关等武汉地标有机融入整体，以非遗传承人作为叙事视角展现他们将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既保留传统精髓又实现创新的实践过程，突显湖北非遗资源的当代价值，并实现非遗技艺地域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多元共存。落地制作上，使用的材料为耐候钢板与天然石材，耐候钢板用于呈现剪纸镂空效果，并与大理石背景的深色雕刻线条形成纹理和色彩对比，完成对非遗技艺美学形式的当代诠释。
最后，非遗材料与工艺的跨界融合是非遗与壁画融合方式中最具实验性与突破性的一种路径。其突破传统壁画以颜料、画笔、石材、金属等为主要媒介的局限，而将非遗的独特材料和技艺引入壁画创作中，从而拓展了壁画的艺术表现力与视觉语言形式。这种整合并非物质层面的简单组合，而是两种不同“物性”的深度对话——通过材料的碰撞和技艺的嫁接产生全新的壁画艺术风格。
例如，路盛章、周萍、路五云为北京地铁6号线平安里站设计制作的壁画《四季平安》便是传统材料与工艺和当代壁画创作深度融合的典型实践。该作品对国家级非遗景泰蓝工艺实施创新性转化，并为当代壁画材质语言的拓展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实践样本。作品突破传统景泰蓝工艺多应用于小件陈设器物的局限，而以壁画创作所需的规模化、平面化需求为导向，沿用制胎、掐丝、点蓝、烧蓝、磨光、镀金等核心工序，借助模块化铜胎分割与拼接技术实现传统工艺在大面积公共艺术载体上的落地应用；其掐丝工艺勾勒的物象轮廓兼具传统工艺的精致韵律与现代设计的简洁秩序，点蓝、烧蓝工序所呈现的绚丽色彩与金属光泽既保留了景泰蓝工艺独有的华贵质感与视觉张力，又与地铁空间场域的氛围相契合，有效提升了公共空间的艺术审美格调。景泰蓝工艺与当代壁画创作的跨界融合不仅使这一古老技艺挣脱传统器物的边界束缚并于（91页完，下接92页）公共艺术场域中完成活化与传承，更以当代壁画的公共性为依托赋予非遗工艺新的表达维度与传播路径，构建起传统技艺与现代生活间的文化联结。此种对传统材料与工艺的运用既保留了非遗的“物质记忆”，亦为当代壁画创作开辟崭新的材料语言。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出非遗与当代壁画融合路径的核心在于“转译”而非“复制”，即壁画创作者需深入理解非遗背后的文化脉络与精神内核并将其与当代社会议题、公共空间功能及大众审美需求相结合，从而完成从“民俗”到“公共艺术”的创造性转化。
三、数字化互动体验的构建
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8］数字化互动体验构建，是在数字化语境下非遗与当代壁画融合最具前瞻性的路径。传统手工艺类非遗展陈以静态柜陈为主，观众与展品间距明显，难以深入体察技艺背后的文化内涵与动态细节；数字化技术的介入，特别是互动体验设计的应用，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它借助增强现实、虚拟现实、人工智能、交互装置等科学技术，“从静态到动态，从平面到立体，从实际的技术软件到抽象的互动关系，数字化壁画以其强大的交互作用”［9］，将原本静态的非遗与壁画转化为动态、可参与互动的数字化沉浸式体验。该活化机制核心在于“互动”，使观众由被动“观看者”转为主动“参与者”乃至公共艺术“共创者”，从而极大增强非遗的吸引力与社会影响力。
以张潇娟团队创作的数字互动壁画《醉长安·梦江南》为例，该作品以国家级非遗陕西华县皮影戏为核心创作元素，萃取皮影雕刻技法与光影叙事精髓，将传统皮影造型语言转化为当代数字壁画语言。作品以“龙头风筝”为叙事线索，有机串联长安古城墙、拴马桩、秦腔脸谱与江南水乡等地域文化符号，构建起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场景。在技术应用层面，作品融合体感交互与动态投影技术，观众挥手、转身等动作可触发壁画中皮影人物的动态演绎，既能够实现长安与江南场景的自由切换，还可通过多人协作解锁皮影群舞等隐藏场景，使静态壁画转变为可参与、可共创的动态艺术空间。这一数字化互动体验的构建，并非技术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交互设计，使观众从旁观者转变为非遗的参与者与传承者，既精准留存了皮影戏“形、光、影、声”的核心艺术基因，又以契合当代审美与传播习惯的方式激活了非遗的现代生命力，为当代壁画的文化表达与传播拓展了全新维度。成功的数字化互动体验，核心不在于技术炫技，而需依托精心设计的文化叙事策略。数字化技术应服务于非遗文化内涵的传达，引导观众在参与过程中理解非遗的深层内涵。
结束语
非遗活化机制研究的本质，在于对一系列深层矛盾的精准平衡。其中，传承与创新的平衡是核心要义，需确保创新方向不偏离文化本义，实现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技术与伦理的平衡则是重要保障。尽管非遗活化的具体实践形式与技术手段存在差异，但其背后蕴含的活化逻辑与机制具有共通性。非遗活化并非单一维度的探索，而是一项需系统性思考与多维度协同推进的复杂工程。唯有通过跨界植入与融合，才能系统性应对非遗活化过程中的各类挑战，最终实现文化价值、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统一。